北京大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,今年,清华大学也将迎来九十华诞。一墙之隔的北大和清华在这近一世纪始终处于伯仲之间,难分上下。然而,我这个就读于北大、执教于清华的人发现,清华的学生与北大的学生还是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的——当然,只要是学生,共性一定存在于他们之间;我在此要谈的是其“个性”,不得不“必要地片面”一下。
清华学生的团队精神历来受到提倡。我做过四年的班主任,人们对班级的评价常以“团结”、“集体进步”作为标准;清华的学生也很有凝聚力,一些集体活动都显示着同学的团体意识。而且,只要是组织召开的,大都认真对待,即使不感兴趣,至多“腹诽”而已,很少让组织者下不了台。我常常为这种团体的精神所感动:我并不提倡服从,然而我欣赏自律。
北大则不一样。似乎与“五四”的“个性解放”牢牢挂钩,那里永远以“我”为单位,要想在北大号召个什么真的很难。我在校读书期间,遇到过几次领导发起的“献爱心”集体行动,应者寥寥。难道北大学生缺少爱心?其实不然。我的一个同屋在一年级的那个冬天为了赶课重重地摔在了冰上,想家加上委屈,16岁的她坐在地上大哭。想不到一下子围拢了好几个“男子汉”,扶车的,拣书的,哄劝的,直到她破涕为笑,把她送到教室,这期间还有一位塞给了她一袋零食!事情过去几年了,她还情不自禁地跟我说,北大的男生真棒!爱,不在乎形式,也许是北大的风格!
80年代是警句林立的年代,校园里到处响彻着四个字的至理名言。其中,清华与北大的核心口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清华:“从我做起!”北大:“振兴中华!”这两个并不对立的口号之中同样显现着清华与北大的差异。
“从我做起”意味着一种踏实、严谨的自我行动:一丝不苟,全力以赴,自我融入集体,自我壮大社会,自我使群体升华。我欣喜地看到,清华的学生大都将主要精力倾注于功课,埋头于学习,即使在社会风气相对浮躁的今天,我们的同学仍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。
“振兴中华”是一个属于理想范畴的具有感召力的口号,袒露着积极的浪漫情怀。由此,我们不难理解,北大的校园里学生演讲从不间断,他们心中没有“名人”,没有权威,张艺谋上台有同学拍过他的光头;一些看好的“青年导师”被轰下台……
相比而言,清华学子的气魄似不大,然而“小”得易于把握,“小”得实实在在;倒是声响洪亮的北大口号显得空旷辽远,似可作党和国家一个时期内的奋斗目标。
也许,“荷塘”赋予清华人以“月色”,“未名”期待北大人去“命名”,因而,清华的学生相对来说是宁静、敛迹的;北大的学生则常在“指点江山”,论禅说道。比如,对待教师,就很不一样。
在清华当老师,你渐渐地会格外严谨,因为你的学生张着那对渴求知识的眸子在仰视着你;不是没有讨论,却总是平静、祥和,充满着师与生的体谅。北大的老师同样是严谨的,但同时还更需要一分机智,因为那里的学生有时是“咄咄逼人”的,他们尊敬你,但更尊敬才能、知识,他们热衷于争执;再有资历的先生,假如不能达到学说前沿,他们仍然会从你的讲台前旁若无人地“逃课”(但只要能够抓住学生,坐满走廊挤破门窗也不鲜见)。北大的很多课(尤其是文科)是不大点名的,教师似乎更信奉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的格言。
在清华教课,我每每不自觉地要周整衣冠,端庄行止,胸有成竹而心平气和走向讲坛;可是,过段日子,我禁不住地又会套上休闲服,蹬上运动鞋,到北大的“三角地”去走一走,坐一坐,看看那里的莘莘学子敲着饭盆舞着勺子在高论着、争执着,再寻一回我那学生时代的梦。